我质问：“你栽赃陷害我们？”
中年男人对此不置可否，说：“我说了，这里是平乐县，想要收拾你们太简单了。这点东西最少可以让你们做七年牢。”
大眼拳头攥的咯咯响，但中年男人却没有丝毫畏惧，他轻蔑的看着我们，说：“走还是不走？如果不走，那我就叫人了。”
面对如此卑劣的威逼，我和大眼是一点脾气没有。因为我们相信，只要我们说半个“不”字，他就会叫进外面的四个人来把我们拷走。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无论心里如何不甘，如何气愤，我们只能无条件的服从。
我妥协说：“好，我们离开。”
中年男人对我的回答很满意，他收起茶几上的烟盒，说：“你们就在这间屋子里那也不要去，我派人给你们去买火车票，然后送你们离开。”
他起身把一个姓杨的年轻便衣叫进屋子，让他盯着我们。
两个小时后，一个便衣来到了酒店，把身份证还给了我们，并给了我们两张晚上十一点多，离开平乐开往南宁的火车票。
两个便衣一直守着我们待到是十点多，然后带着我们去了火车站 ，亲自把我们送上火车才离开。
两个便衣刚下火车，五六个年轻人就走了过来 ，分别坐在了我们对面和旁边的椅子上，坐在我们对面的一个就是昨晚在火葬场冒充保安值班的青年。
青年冲我们笑了笑，说：“又见面了，我们送你们去南宁。别耍花招，不然你们俩会死的很惨。”
我和大眼对视了一眼，没有搭理他。
一个小时后我们到了南宁，他们又跟着我们买了前往河北的火车票，看着我们上了火车。
火车开启后，那个青年还笑眯眯地冲我们摆了摆手。
大眼气愤地说：“太他妈憋屈了，安子，我们得回去！”
我说：“回去也没有意义，他们不知道周雪峰在乐平，如果我们回去，周雪峰可能会暴露。照片和视频我们都给了周雪峰，他把证据寄给了律师，剩下的就交给法律吧。”
大眼虽心有不甘，但也认同我的观点，以我们俩的能力，根本无法撬动这么大的黑产业链，想要把参与其中的人都绳之以法，还得靠政府，靠法律。
坐了一天一宿的火车，我和大眼终于回到了保定，我们在第一时间购买了新手机，然后给周雪峰打去了电话。
周雪峰说，他知道我们被当地的警察盯上了，他回酒店找我们时，看到客房门口有人守着就知道出事了。
所以他立刻就离开了乐平，直接去了南京。现在他已经和找的律师碰了头，在商量如何给方三元的家人一些补偿。
周雪峰在电话里感谢了我们的帮忙，说等他处理完乐平的事回来后一定再次当面感谢我们。
我问他接下来准备怎么处理火葬场偷盗窃尸体的事，周雪峰说北·京的律师还没收到快递，但这件事无论有多少危险和困难，他都会坚持到底，一定要把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周雪峰已经是六十多岁的人了，他还能有如此的决心 ，说实话非常令人钦佩。
不过这也是我最后一次和周雪峰通电话，等再有他的消息时，已经是半年后了，那时他已经病逝三个月了。跟我联系的是周雪峰生前最信赖的律师。当时律师已经掌握了更多的盗尸的证据，利益牵涉之广，涉及的人员之多，都令人瞠目结舌。
而且律师告诉我，为了调查这件事，他受到了来自各方的压力，但为了不辜负周雪峰对他的信任，他一定会坚持做下去，直到骇人听闻的盗尸案大白于天下。
这件事是我和大眼众多经手的事件中，没有结果的之一。
但我相信，正义可能会迟到,可是永远不会缺席，那些没有人性作恶的人，迟早是会受到法律制裁，或者说遭到因果报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