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两个多月，我可以去打暑假工。”
“那生活费呢？你两个月能挣多少？”
一句话，让牟美龄的判断输得很彻底。
爸爸还是一贯性的沉默，他点了他最爱抽的红塔山，蜷缩在一旁，像只无家可归的狗，对于讨论家庭的事儿，毫不参与。
饭桌上还认真吃饭的庆龄和泽平，他们也都没有出声，因为他们不会被讨论这种问题，讨论的也跟他们没有关系，他们不想参与，也难得参与，是个合格的旁观者。
“法律上说养你到十八岁，我们就没有义务了。我们甚至还花了钱让你读了高中。你看看隔壁的苗姐姐，是不是初中没有上完就出去了，你要是能考起清华北大，我砸锅卖铁，卖血我都供你，是你自己没有能干，你也不管爸妈狠心。”
美龄把最后一点希望转向了爸爸，爸爸张了张嘴，似乎要说点什么。
她妈桌子一拍，是说了两个字“不送”。
不送，就是不送她上大学，那桌子拍得跟古代青天老爷判大案拍的惊堂木。这声惊堂木在美龄耳中响了几天，头昏昏沉沉。
快开学时，看着周围跟自己一样大的人背着棉被，提着水壶棉被挤长途公交去学校时，她躲在路边放声大哭。
后来几天没有吃饭，没什么胃口，人也没什么精神，她在房间里走路含胸塌肩，像只在人间闲逛的幽灵。
那是美龄第一次开始有了自杀的念头。
她总是站在桥上发呆，脑子像不受控制地想象自己纵身从桥上跳下去的情景，她打碎了玻璃杯想象捡起一块狠狠往右手手腕割，然后血像开水龙头一样一直往外冒，站在马路上她想象一辆车把她撞飞，血汩汩流出的情形，她每天，每天，每天脑子都是加大加粗的死字！
也不知道怎么熬过来的，反正也没死成。妈妈天天在家里指桑骂槐说她不懂事，是个废物。后来隔壁苗姐姐回村里办事，再回程时，美龄妈妈委托她把美龄带上。
她就在“死”与“不死”的挣扎里，找到了第一个工作，在茶楼上班。
美龄性格内向，敏感。别人一给她说话，她羞得脸立马就红了，本来皮肤就白，每次脸一红从脖子到耳朵，红得出血。
开始苗姐姐还在时，她觉得有个依靠还挺好的，后来苗姐姐偷了老板的钱和一个染着黄毛的理发店上班的小伙子跑了。
其实美龄看着她偷钱，那天晚上就她们两个人上晚班，苗姐姐朝她磕头让她不要告诉老板，还说她怀孕了，必须要钱。
美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作没看见毕竟当时她觉得这个世界唯一能依靠的只有苗姐姐了。
不过第二天就被老板发现，损失了几千块，因为美龄和苗姐姐是同乡，老板就让美龄给苗姐姐爸妈要钱，美龄没有办法一通电话打回了老家。
隔了几天苗姐姐就在之前她们合租的小房子门口堵住了她，然后给了她一巴掌，她对着牟美龄大声吼叫：“你为什么要给我爸妈打电话！”
那是羞愧的狮子发出的质问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