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大冶矿务局成立了，但距投入生产还有相当长的准备时期，首先，在对中方股权的运行问题上，曾纪泽即与胡林翼产生了分歧。
胡林翼主张大冶矿务局那百分之六十多的股份当由官府全权掌握，而曾纪泽则认为，应将股权转卖给本土商人，由私商主管大冶矿务局的，官府只从中抽取应得的税钱。
曾纪泽提议是出于现代企业的发展角度，他反对企业国有化，因为腐朽的大清官僚制度只会阻碍企业良好的运行。国有化的企业中，负责人并非真正意义的商人，实质上是国家任免的官员，在企业中当老总跟在衙门里当官没什么两样，他们所要做的只是对上峰负责，而非对企业负责。所以国有化的企业，从古到今，绝大多数情况都在亏损。当然，那些依靠国家的行政权利，垄断了整个行业的企业则例外，而那种企业从数据上看似是在盈利，实则仍然在亏损，只不过高额的利润以高额的消费价格，分摊到每一个老百姓的头上。
私营则不同，整个企业既是商人的身家性命，他不得费尽心力，想方设法的把企业管理好，好从中获取更多的利益。所以，西方国家的许多企业都能世代相传，有的百年，甚至数百的历史而不倒，其中的重要因素就在于此。而我国的企业多数短命，皆因企业为国有，只要运气不好，出了那么一个两个昏溃的老总，那这家企业的寿命也就到了头。
晚清的洋务派们以自强为名，兴办了许多近代工商企业，耗资不可谓不巨，然收效却甚微。而当大清的洋务运动兴起，日本的明治维新几乎在同时开启，而那个岛国走的却另外一条道路。甲午一战，两国所选之近代化道路孰优孰劣，众人皆知。
无奈的是，胡林翼毕竟也只是大清的官吏，那种官本位的思想根深蒂固在他的观念之中，他可以支持曾纪泽装备洋枪洋炮，也可以支持他兴办合资矿业，但不管是做什么，他的底线都是，官府必须是掌控者。
而就在曾纪泽极力阐述他的见解时，其父曾国藩又托人带了信来，表明了他对兴办大冶矿务局的支持，但刻意强调，矿务局的领导权必须由官府来掌握。这令曾纪泽很是沮丧。
在那样一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年代，曾纪泽没有反驳曾国藩的理由与勇气，即使他明明知道他这个所谓的“老爸”说的谬论，他仍然只能保持缄默。至少在这个时候，曾纪泽可不想背上一个不孝的名声。
不过，经过了曾纪泽的再三努力，胡林翼与他达成了妥协，同意了曾纪泽提出的折中方案，即所谓的“官督商办”。
官督商办原本就是历史中存在过的经营模式，其原则是官府掌握企业的用人及理财权，具体业务由商人经营，这是一种大清体制与资本主义商业体制相结合的怪胎，是在后来李淮章推动的洋务运动中产生的一种特殊经营模式。在经过了近西十年的发展，这种模式最终走向了灭亡，而其模式经营下的本土企业，绝大多数不是为外国势力吞没，便是转变为了官僚的私产，仅有极少部分最终转为了民族资本企业。
曾纪泽很清楚官督商办的弊病，但在这个时候，这种模式也是他所能提出的最好方式，总归要比由官府完全经营要进步一些的。而在这场经营权的讨论中，曾纪泽深刻的体会自己的掌控力是多么的薄弱，尽管他费尽了口舌，所言句句在理，但还是抵不过胡林翼他们这些官僚三言两语的套话。
在敲定了最终方案后，胡林翼把选择“商总”的权利交给了曾纪泽，曾纪泽初来大清，识人不多，历史上的那个近代实业家他倒是记得，只是此时不知人家身在何方，在这个节骨眼上，他也来不及去派人寻找。于是思索再三，曾纪泽决定在武汉公开招标，招揽那些愿意入股的商人买办，择其优者委以业务经营之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