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4章 乡财县管（2）
众所周知，像帝都、上海、津门、广州这些一线城市的蔬菜和副食的供给，并不是你想供应就能供应的。
这一方面，是要有供应资质和供应指标，就像当初的夏留通销社一样，哪怕他们的紫薯在当时再稀罕，可没有供应资质和指标，也一样进入不了帝都市场。
而另一方面，说出来却是有些扎心，流通进这些一线城市的蔬菜和副食，是要经过严格的质量检测的——这个标准，明显要比二三线城市要求高的多，很多可以顺畅在本地流通的蔬菜，到了那边却连第一道质检程序都过不去。
普通的一线城市都是如此，就更别提帝都和上海这两座中心城市了。
所以答案很明显，既然临邑县这边已经被定为“进京蔬菜市场准入生产基地”，那么所产的蔬菜供应帝都市场，是不存在任何资质上的问题的……不但资质没有问题，甚至还有供应的优先性。
在这样的情况下，沙河村、营口村、溧河村等几个村子种出来的那些黄瓜竟然没办法走帝都那边的供应渠道，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品质不达标，而且基本可以判定是农残超标。
这并不奇怪。
1988年到1993年底，也就是菜篮子工程的第一阶段时间里，更多追求的是产量，再加上这时候大棚技术才刚刚开始大面积应用，因此设施化（大棚）、多产化（新品种）和规模化（批量种植）三化思想指导下，农药用量过多一直都是个突出问题。
知道为什么刘老根这些人会背着大华公司这边悄悄种大量的黄瓜和西兰豆么？
除了这两种蔬菜当下的价格行情好之外，还因为大华公司这次想要让他们主种的豆橛子和西红柿，让他们觉得投入产出比不是很划算！
有些人会很诧异，豆橛子和西红柿的价格虽然比不过黄瓜和西兰豆，但产量大啊，这单位产量一上来，就算整体收入稍微差了一点，但也差不到哪里去啊，毕竟现在各类蔬菜的价格还没崩盘（记住这个词，后世华夏的蔬菜水果价格之所以会那么低廉，甚至成为全世界独一份例外，产量压根底不是唯一原因，甚至只是一个表面原因）。
嗯，如果是正常来说，这观点不能算错。
但问题是……
架不住大华公司的“种植指导意见”里面，要求的太苛刻啊。
肥料不能只用化肥，有机肥、水溶肥、化肥，三者得按照要求合理搭配，而且还只能购买他们制定厂家的肥料；
农药不能随便乱用，除了有限的两三种主流除草剂之外，用的都得是他们指定的各研究单位刚刚研发出来没多久的生物碱除虫剂、植物激素膨大剂、矿物油抑制剂、低毒病虫害防治剂等等。
除此之外，什么温度计、增湿设备、半遮阳设备、通风设备、还有有益昆虫，都得配上或者单独购买，然后按照手册上的要求，定时操作。
总之，按照大华公司的那一套来，又费钱又费事，明明一块钱就能搞定的事情，完全遵守他们的要求的话，起码也得两块钱才行。
因此这两相抵融之下，种番茄和豆橛子这种作物，产量的确不错，价格也还算合理，可利润就没那么吸引了。
所以，出于综合考虑和另外一些原因，刘老根他们表面上答应的好好的，私底下却拿出了一半的大棚来种植黄瓜和西兰豆……这不是还有一半的大棚是按照要求来种豆橛子的么，这产量也不低了，加上大家都是临邑老乡，到时候求求情，这事也就大概能过去了。
可结果私底下这么一种，就种出问题来了。
要知道，刘老根他们去年虽然也种了黄瓜和西兰豆，但那是在秋冬季节种的，种的时节不同，大棚里的温度、湿度、光照不同，具体的管理要求也不同，按照去年秋冬季的种植指导程序来，那铁定是要出问题的。
况且种过大棚的同学都知道，像蔬菜大棚这种密封性的种植环境，最好是轮换着种不同品种的蔬菜，不然土壤里的中微量元素会因为失衡影响植物生长不说，还会存在着严重的病害隐患。
所以，刘老根他们连着种上第二茬黄瓜和西兰豆，又是在春夏两季种在大棚这种环境里的，一开始那些黄瓜幼苗们固然看着粗粗壮壮的极为喜人，但等到进入四月中下旬之后，随着棚内的气温迅速升高，各种各样的病虫害开始爆发了起来，霜霉病、白粉病、黄瓜疫病、炭疽病，轮番上阵，白粉虱，蚜虫隔三差五就给你蹦出来，甚至一些村子的大棚里还出现了美洲斑潜蝇。
对大棚农业有所了解的，都知道不管是病害还是虫害，不怕你一样样来，就怕你一拥而上，病害虫害同时爆发，那么大华公司原本指导手册上建议的那些药品就不好使了……所以没办法，眼见着作物的情况越来越不乐观，刘老根他们只能一咬牙，放弃了那些“娇贵”的药物，转而直接用上了包括敌杀死在内的传统烈性农药。
不得不说，这些老式农药固然有一万个缺点，但唯独有两个好处：1、便宜。2，管用。
所以连续打上几次后，那些黄瓜和西兰豆的病虫害很快就得到了控制，虽然产量和品相上不可避免的受到了一些损失，但总比颗粒无收要强太多。
可这样一来，却面临着另外一个非常尴尬的处境。
像敌敌畏、百草枯等老式烈性农药之所以会被历史淘汰，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毒性大，自然降解周期长。
所以即便没送过去做检测，刘老根他们也知道，这批子黄瓜和西兰豆，要想供应帝都的话，是决计过不了农残检测这一关的。
………………
吕莹莹听着刘老根扭扭捏捏地把这些黄瓜的尴尬处境讲了出来，仿佛很理解地点了点头，然后想了想，热心地帮他们找了第二条出路：“现在齐鲁这边的蔬菜出口业务很火热，这边不是有不少小老板在到处收田间蔬菜的么，左右不过就是一两千吨的黄瓜和西兰豆而已，随便找上家蔬菜出口的公司，不就搞定了？”
这话没任何毛病，改革开放的头20年，华夏的补偿性贸易更多的偏向于资源型商品身上，因此齐鲁这边，当下只要有足够的蔬菜和副食，就不愁卖不出去。
刘老根闻言，脸色却是苦了起来：“那个，虽然搞蔬菜出口的公司很好找，可是……卖不起价来啊！真要卖给他们，我们这不就等于亏大发了么。”一个后世人并不怎么熟知的情况是，虽然东北亚的日韩从来都是华夏蔬菜和农副产品的重要进口国，后世甚至有“寿光的白菜涨涨价，南朝鲜就连泡菜都吃不起了”的段子；但实际上，在千禧年中叶之前，日韩两国对于华夏的大部分蔬菜和农副产品，是极为排斥的；要不是因为补偿贸易规则，它们甚至并不愿意大量进口华夏的蔬菜和农副产品；
因此，这就造成了一个令国人扎心的现象，在非常不短的一个时间里，即便是日韩两国因为补偿贸易规则和其余原因不得不大批量进口华夏的蔬菜，但不管是收购价还是在本国的市场零售价，都是低得可怜，属于妥妥的生态位最低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