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瓜娃子嗦？”她再次提高了音量，“你那个店面啥子时候扩建不得行？非得要成材结婚的时候扩建？”

　　“妈，讲点道理。”我说，“是我先决定扩建，他后决定结婚的。”

　　“你娃讲啥子？！”

　　我皱着眉头将电话拿到远处，试图让自己的耳朵清净一些。

　　接下来她要说的话我倒背如流。

　　我是她和老汉儿含辛茹苦，一把屎一把尿带大的。

　　本来只带我一个人很轻松，可是他们却要如此辛苦的带两个人，这些年来不知道有多累。

　　在她的描述中，若不是她如此悉心的照顾我，我绝不可能考上西南政法大学，也不可能找到这么好的工作。

　　可我清楚地记得，在我初中毕业时，哭着嚎着想要上高中。

　　她没有同意。

　　她让我外出打工，给那倒数第一的弟弟挣学费。

　　我还听到她和老汉商量要在我十七岁那年把我嫁掉，换一万块钱的彩礼，送成材去市里读书。

　　若不是来村里支教的老师给我拿了学费，让我读了高中，我现在应该已经回到山村里，三十三岁的年纪有着十几岁的孩子，每天的工作重心就是如何照顾好一头猪和五只鸡。

　　老师跟我说过，如果想要改变自己的一生，一定要去外面的世界看看。

　　她是我此生的启明灯。

　　“你娃儿知不知道给我丢了多少人？！”她继续大声叫着，“你都三十五岁了！三十五岁了你晓得不？！你还能挣钱好多年啊？”

　　“妈，我三十三岁。”我说。

　　“三十多岁了没得结婚！我和你老汉儿脸都没得了！”她深吸一口气，“村里有哪个三十多岁了不结婚？他们都说你有病你晓得不？”

　　“所以我不想待在村里了，妈。”我苦笑一声，“我想过别的生活。”

　　“你不想你弟弟想噻！”她再一次将话题回归到了主题，“你给拿二十万，你弟弟在县城买套房子，以后也不用你个瓜皮再出钱咯，要得不？”

　　“我出不了。”我再一次重申了我的观点，“成材已经三十二岁了，至今连一份工作都没有做过，他凭什么结婚呢？他有能力为自己的未来规划吗？”

　　“凭你噻！”她说道，“你不是成都有名的大老板吗？”

　　“妈，我不是老板，我是一名律师。”

　　“就是告状的噻，你会告状，那些老板怕你不得？”她继续给我灌输着她的思想，“你问他们要钱噻，他们不给钱你就去告状，要得不？”

　　真是太可笑了。

　　“妈，这不仅违法，而且也不公平。”我说道，“成材什么时候结婚？”

　　“下个礼拜哇，六月六号。”她骂骂咧咧的说道，“还剩一个礼拜了，你搞快点嘛！”

　　“好，到时候我一定包个红包。”

　　“红包？！你个狗日……”

　　我没有听她继续说话，直接挂断了电话。

　　虽然已经打拼了这么多年，可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我接到家里的电话，一定会陷入崩溃的境地。

　　我的家人从来都没有替我考虑过哪怕一丝一毫。

　　在他们眼里，我只有两个作用。

　　要么回去嫁人，挣一份彩礼，从此变成生育机器老死不相往来。要么在成都挣钱，寄回家里，从此变为挣钱机器永不停息。

　　我从背包里拿出一盒宽窄，面无表情的咬住了一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