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梓钧 作品

0275【遍地蛮夷】


  秦汉时期的成都城,形似乌龟,又叫龟城。

  唐宋时期的成都城,因为把龟城包罗在内,又叫罗城。

  据不准确考证,北宋城市人口数量,开封第一,洛阳第二,成都第三。

  距离城墙还有好几里,朱铭就看到大片房屋,城外也已经形成街市。由于缺乏规划,稍微显得杂乱,进城之后就规整了。

  成都的城市中轴线主干道,街面宽达八米,全部铺了地砖。

  地砖是凸起的,中间高,两边低,便于排水。下水道虽然不如东京,但也深一米多。

  城墙周长12公里,底厚8米,高度8米,城内面积7.3平方公里。

  朱铭仰望八米高的城墙,不由撇了撇嘴,这玩意儿得智取啊。

  从城市中心穿过,很快又发现城墙,原来成都还有一座内城。即便外城被攻破,内城还能继续防守。

  魏应时看着川流不息的人群,不由惊叹道:“吾所见城市,只有东京比成都繁华。”

  张镗说道:“不愧天府之国,但洛阳还是比成都繁华一些。”

  宋代的商税很有意思,它有一个额度,而且是浮动额度。

  随便以一个县举例,计算该县前五年(初为三年)的实收商税,每年同比增加的商税取中数,每年同比下降的商税取高数,通过计算来确定今年的商税新额。

  这种新额,又是今后数年的祖额,形成一个商税标准,从而判定官员的政绩。

  所以宋代的商税很稳,且稳中有升,不像明代那样越收越少。

  朱铭在金州的时候,农业税虽然收得不达标,商税却是超额贡献。私栏被取缔之后来往商船明显增加,官府收到的商税也大大增涨。

  若以商税考评政绩,朱铭能判个优异。

  《宋会要辑稿》在熙宁十年,完整统计过全国商税额度。

  若只论单个城市商税,东京40万贯排第一,杭州8.2万贯排第二,楚州(淮安)6.78万贯排第三,成都6.75万贯排第四。

  若论州府商税,即把县城、市镇也算进去,开封府排第一,杭州府第二(18.6万贯),成都府排第三(17.1万贯)。

  商税大体能够衡量一个地区的繁荣程度,淮安单个城市商税奇高,那是被盐运给推上去的。把县城市镇也统计在内,还是杭州府和成都府更能打。

  方腊搅乱杭州府,若再有人占了成都府……可不止是商税问题,还有田赋和其他苛捐杂税。

  ……

  亲随们有些带着家眷,朱铭让他们在成都玩几天。

  趁着机会,朱铭亲自骑马出城,去探知本地的乡间民情。

  很快他就发现,成都附近的土地兼并极为严重,同时似乎又不怎么严重。

  说严重,是土地多被一些大姓占有。

  占地最多的,除了王、范、宇文三家,还有杨、李、郭、张、赵、刘、房、杜、勾龙、周、宋等等家族。

  说不严重,是这些家族不断分家,土地也不断分出去。

  这些家族的历史太悠久了,以至于产生大量的小地主和自耕农。碍于同族同姓,主宗非但不能强占,还得给他们提供帮助。

  两相结合主户比例居然很高。

  成都再繁华,目前也跟朱铭无关,在此逗留十天便继续前行。

  一路坐船而下,经彭山至眉州,再向西去雅州(雅安),最后翻山越岭来到汉源县。

  此时已是冬末,天气寒冷,但没下雪。

  汉源此名由来,是因为贯通全县的流沙河,古代的时候一直叫汉水。

  朱铭亲自抵达汉源,才发现与张根所言不同。

  汉民住在大渡河以北区域,北接雅州,东接嘉州,西边和南边才是蛮夷地区,并没有被生番团团包围。

  “这县城也太小了!”白胜吐槽。

  朱铭笑道:“应该叫州城。”

  确实很小,但城墙很高,而且近年来修缮过。

  朱铭进城的时候,搜检也极为严格,反复查看他出示的官方文书。

  “县尊请进城!”守门士卒恭敬说道。

  口音特别古怪,比成都府那边更怪,朱铭连蒙带猜才能听懂。

  城中颇为残破,居民也很少。

  朱铭先去县衙办交接,然后发现县衙后宅很小。诸多亲随及家眷,只能在城里租房子住,好在房子不缺还价钱便宜。

  这里没有主簿,只有一个县尉。

  县尉名叫常启宗,本地人,胥吏出身,没有进士功名。

  押司叫李朝,带着一众吏员过来参见。

  朱铭也没多说什么,他赶路累得够呛,只想打扫干净后宅休息。

  张锦屏指挥陪嫁仆从,先把卧室搞定,亲自铺床叠被,对朱铭说:“相公睡一阵吧,待吃饭时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