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这里，朱由桹心中才多少有些释然。
在宽宏大量而又是非分明的朱由桹看来，只要那些曾经参与“闯献之乱”的反贼，能够弃暗投明、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保证之后不再和大明朝作对，那么之前的账，完全可以一笔勾销；而若是他们执迷不悟，或者招安之后得到好生安置却还要降而复叛，那就只能新账旧账一块去算了！
说起来张献忠，朱由桹早已经得知确切情报：张献忠已经于去年年底，在四川北部与清军作战时，被清军击毙。
和主时空历史类似，张献忠身亡之后，孙可望、李定国等“献贼余孽”，率领大西军残部急速南撤，暂时甩开了清军追兵，于永历元年初在四川南部的遵义府境内安定了些许时日。
在遵义期间，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这四个张献忠义子，联合起来将其名义上的“义母”，也就是张献忠的伪皇后，以及张献忠的伪宰相汪兆龄等人处死，彻底推翻了张献忠晚期大概是因为精神疾病发作而推行的诸多疯癫政策，就此在大西军余部中，形成了四将军领导的体制。
无论怎么说，这至少是一个可以让人以常理度之的体制。
再然后，眼看着清军继续追了过来，大西军余部四将军闻风丧胆，便进而转进贵州，俗话说得好，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即使大西军是残部，但把贵州本地的那些不堪一击的乌合之众明军吊起来打，还是绰绰有余的。
孙可望等人很快占领了贵阳一带地区，而追击的清军在占领遵义一带之后，因为补给不足，就没有继续向贵州追击，就此大西军残部，得以有机会在贵州整顿内部和休养士卒。
在贵州稍加喘息的同时，孙可望等人还在为大西军未来何去何从而疑虑，张献忠在世的时候，尤其是在成都称帝之后的那一段时间，虽然行事堪称疯癫，但他们总归还是有个主心骨，现在张献忠没了，未来的路，只能完全由他们自己去选择了。
究竟何去何从？
选择还是很多的，向北打回四川、或者留在贵州、或者向东进入湖广、或者向东南进入两广，或者向西南进入云南……
首先，北边肯定是不能去了，孙可望等人已经见识过了清军的厉害。
虽然大西军在川北被清军击败，是有着很大的偶然性因素，比如刘进忠反叛当起了清军的带路党，比如张献忠这位大西天子，可能出于非常想念他那位已经归天的“老伙计”大顺天子李自成的缘故，所以想要尝试和李自成类似的死法……
但无论如何，在孙可望等人看来，哪怕抛开诸多对大西军极为不利的偶然性因素不谈，清军的战斗力，原本也肯定是要强于大西军的，此时若是率领残军北上回四川，只是寿星公上吊——活的不耐烦了。
北边的四川肯定不去，而孙可望又坚持认为贵州又小又贫瘠，先天发展空间就受到极大限制，为长远计，不可久留，所以，还是要选择一个目标方向进军。
在孙可望等四将军看来，剩下的进军目标只有三个地方：
一个是东边的湖广，那里据说有何督师的百万大军；
另一个是东南边的广西，那边有陈邦傅之类乱七八糟的家伙，但背靠广东，其地兵力总体上来看似乎也颇为雄厚；
最后一个是西南方向的云南，相对来说，这个方向则是有颇为可靠的情报，张献忠义父，也就是孙可望四人的“义爷爷”龙在田，乃是云南本地土司将领，当孙可望四人在贵州捉棋不定之时，龙在田爷爷已经派人向这四位“义孙”告知了沙定洲之变，并且邀请他们前往云南打沙定洲。
孙可望四人在深思熟虑了一番之后，认为湖广和广西因为依然都是处于大明朝廷的控制之下，所以也可以视为一个方向；而云南，因为当地土司沙定洲已经发动叛乱，控制了云南许多地区，可以说已经脱离了明朝控制。
在被清军一顿暴击之后，孙可望等四将军其实是很没有自信的，虽然通过击败四川、贵州一带的明军，比如重庆总兵曾英、贵州按察使张耀、布政司参议曾益、都指挥使陈瑞征等诸多臭鱼烂虾，四将军多少找回了一点点自信，但也只是一点点了，从这些废物弱鸡身上实在难以刷到太多自信，因此四将军此时的自信心，还是很匮乏。
于是乎，孙可望等四将军还是想要找个软柿子去捏捏。
依然据有数省之地、根基深厚、兵员众多、并且还拥有正统名义的残明，和偏居云南一隅之地的小破土司沙定洲，谁是软柿子，自然是一目了然。
除此之外，大西军四将军，多少也是有些诸如华夷之辩这类比较朴素的民族主义意识的，对于关外的东虏，他们心中有种先天性的排斥，尤其是之前被清军击败张献忠也死于清军之后，就更是有着深仇大恨。
更何况在清军强大的压迫下，本着弱弱联合以抗击强敌的原则，他们心中多少也是有着联合明朝官府一同抗清的期望，只是这种期望，暂时还没有表露出来的时机，但这也足以保证他们可以以抗清大局为重，不在这种时候继续主动向着东方残明控制区域进攻。
从这一点上来看，至少目前，孙可望这些“贼寇”，还是要比左大帅这类“官军”，要有节操的多的。
在孙可望等四将军，彻底确定了向云南进军的计划，并且先行往云南派遣间谍之时，朱由桹派遣的使者，才跋山涉水，姗姗来迟地抵达了贵阳，找到了孙可望、李定国等人，并给他们带来了朝廷想要对他们进行招安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