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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廿五，依照朱由桹的命令，在军中以海宋人为骨干的军官的高效执行下，十万直属大军已经分好何为中军、何为后军。
下午，朱由桹就率领三万精锐乘坐船只携带足够粮草辎重离开鄂县，顺流而下去了。
鄂县，即原来的武昌县。
是的，和许多闲着没事的前辈皇帝一样，朱由桹又开始改地名了。
按照朱由桹个人的命名规则，单字、双字地名，好，三个字及以上的地名，不好。
毕竟，在他看来，三个字的地名，比如什么庄儿，什么店儿、什么花儿、什么番儿，什么山儿、什么水儿，普遍土的掉渣，当个村名还行，成为府级别行政区的名称，就有一点点不合适了。
而大明是一个典型的中央集权制君主专制国家，朱由桹作为实权皇帝的权力是无限的，他个人的地名命名规则，就是整个大明朝的地名命名规则。
当然，武昌县被改名为鄂县，显然与三字及以上地名无关，只是朱由桹单纯觉得武昌县这个武昌府的非附郭县，和武昌府在名字上有冲突，如此在风水学上有发生“消消乐”的风险，实在不美。
据朱由桹所知，宋朝时期，武昌府城名为鄂州，是荆湖北路的军事重镇，只是后来才改名为武昌路乃至武昌府的，既然原鄂州抢了武昌的名字，那么武昌县改名为鄂县，自然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更不用说秦汉时期武昌县这块地方本来就叫鄂县。
所幸古代的行政机构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修改地名所需要耗费的行政资源也相对比较少，可能这也是许多闲的没事的古代皇帝老折腾地名的重要原因吧。
正所谓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鄂县到九江这一段长江，已经是中下游，自然不可能如白帝城到荆州那样快，但在顺水的情况下，也不慢。
经历两昼夜，在沿途没有发生战斗的情况下，朱由桹已经率领他的三万精兵乘船于八月廿七抵达九江，并且和已经抵达此地的郑歆部五万大军汇合。
金声桓、王得仁在出兵北上的时候，已经把赣江下游以及鄱阳湖的船只给搜刮过一遍，故郑歆在南昌、南康、九江附近，没有搜集到太多船只。
但自赣州一路而来，郑歆大军已经几乎把赣江中上游像样的船只给征调一空，再加上郑歆的根据地赣州本来就紧靠赣江，在之前半年练兵发育的过程中，郑歆也积累了些船只，故郑歆这五万大军的偿余船只，是比较多的。
由于面积更大，以及境内有汉江、湘江、更长的一段长江、洞庭湖等江河湖泊，水域面积也更加大，湖广地区理论上能够征发出来的船只，肯定是多于面积和水域面积都小一些的江西地区。
但那是和平时期，就受到战争荼毒这方面来说，相比较于江西，湖广的严重程度肯定是更加糟糕的，就汉江流域乃至于武昌、汉口一带的民用船只，前年刚被左大帅军队、李自成军队征用以及后续被清军征用，本地很多有船的人家都缓不过来气呢。
现在明军又打南边儿过来了，虽然在朱由桹这个大明皇帝的命令下，以及在以海宋人为骨干的军队军官对皇命的严格执行下，到了民间，明军基本可以采取较为和缓的态度，多少付出一些补偿，当然不可能做到与船只价值等量，来征用民间船只。
自然有一些心怀大明的爱国人士不要补偿，主动无偿捐献船只帮助大明王师东下收复南都，但同样有相当多一部分船主，就和“家里真有一头牛”的农民一样，让他们跟着喊喊忠君爱国的口号肯定能喊，但真要实打实出人出财物的，就是要打退堂鼓了。
毕竟他们很多真就是小老百姓，自家的船，吃饭的玩意，自己都舍不得用，哪能心甘情愿地让朝廷的糙丘八使？
极少数不识大体的刁民，甚至自己把船给凿沉也不给官府用，对于这种冥顽不灵的刁民，大明官府自然也不是吃素的，肯定要出重拳，只要能抓到的，都会被砍了脑袋，罪名就是“战时损坏官府财产”，甚至直接是“勾结建奴、图谋不轨”。
总之，就算朱由桹麾下的大明军队，军纪相对同时期其他军队来说是非常不错的，但类似“征（抢）用（劫）”这种战争中必然发生的事情，肯定不可能是从容不迫、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的，总会有必要的牺牲、应付的代价，这就是时代的局限。
这个世界从来都不美好，无论和平时期还是战乱时期。
但对于广大平民百姓来说，和平时期，从总体上来看，总归是要比战乱时期强的多。
纵使明军已经在湖北尽力搜刮船只了，可除去张褒、石秀清、赵方略三部带走的船只外，留给朱由桹十三万大军东下的船只，却还是只能满足大约半数军队。
可现在在九江与郑歆部汇合了，朱由桹连忙第一时间亲自前去视察郑歆带来的“大明赣江水师”船只，最终，一直到八月廿七夜晚，朱由桹才得到确凿无误的结论，在不减少粮草辎重等必要后勤物资的前提下，郑歆带来的偿余船只，还可以有大约两万人的运力。
对于这两万人，朱由桹自然是准备按照原计划，招募九江府北边蕲黄英霍山区的义军，只需要招募两万义军作为随军民夫，他朱某人就又有十万大军，而且还是都有船坐的十万大军。
只不过，这需要时间。
而且，自鄂县昼夜疾行至九江，朱由桹麾下的三万精兵，就算是精兵，也比较疲劳，需要一点时间进行休整。
在正在朱由桹率军抵达九江，和郑歆率领的军队会师，并且休整的当天晚上，东边的武元晟、王得仁所率水陆大军，也已经接近了安庆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