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孟子也不是一开始就是“亚圣”的。
最早的汉武帝“罢黜百家”，儒家成为当世唯一显学，但在汉中期至往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孟子和荀子的地位都差不多，所谓“孟荀并号”，某些时候甚至比荀子地位还低。
孟子的儒学地位转折始于唐朝中期，韩愈算是认知孟子理论学说的“第一个贵人”。
韩愈在《原道》中说先王之教：“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相当于把孟子视为孔子的传人，变相意味着孟子地位仅次于孔子。
而韩愈之所以写《原道》，原因就是“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归于墨；不入于老，则归于佛。”
韩愈反对他所认为的所有异端学说，欲弘扬“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的先王之教，就需要利用孟子的思想学派，他在确认孟子是儒学正宗传承人的基础上，对孟子学派大力推崇发扬。
而孟子地位提升的第二个“功臣”来自于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变法的其中一件要事，就是给孟子授号封爵，以此来提高孟子的政治地位。
至熙宁变法四年，《孟子》被列入北宋科举考试科目。
元丰六年，孟子又被封为邹国公，第二年更是被批准配享孔庙。
当然，王安石推崇孟子，同样也是为了利于推行改革。
改革需要器量与气魄，而孟子学派偏偏就有这样的气魄。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孟子·公孙丑上》
而且，孟子同样也为王安石变法，提供了政治理论依据。
“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孟子·尽心上》
王安石通过继承孟子的“权变”思想，进而提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惊世骇言，从而强硬的驳斥当世传统儒生反对变法的政治舆论。
孟子在儒家的地位转变，并最终形成“孔孟”的最后一把推手则来自朱熹。
南宋孝宗（那位最有作为、也最有骨气的南宋皇帝）时期，朱熹把《孟子》、《论语》、《大学》、《中庸》合编为“四书”，使孟子与孔子、曾子、子思平起平坐，实际地位甚至超越了“五经”。
朱熹重视孟子，主要是为了“反和主战”，即主张“修政事、攘夷狄”，“徐起而图之”的解决金国外患。
“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孟子·告子下》
“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
正因为孟子的这两句名言，朱熹觉得其跟《论语》一样，都是“文词平易而切于日用”。
能“日用”，那就能够解决现实问题，也可以用于解决南宋面临的内忧外患。
作为理学大成的朱熹为《孟子》批注：“真可谓命世亚圣之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