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那年夏天的时候，我在襄垣已经重新拉起了跟李家坡差不多的业务量，我这人就是在那里做业务都特别热络，襄垣比李家坡文明得多，这地方离区级政府临汾市比较近，一个多小时就到了，所以起码不会有劫道的村民——以前李家坡是县城下面的镇子，那地方民风彪悍，说白了也就是人比较穷，因此上做起什么事情来都会比较难，现在回来了襄垣，更加接近了文明的气息，我过得也比较惬意——回来襄垣大部分的业务都是跟我前面说过的那个老余（跟老金老韩打牌老被他俩坑的那个）开展的，这个老头...怎么说呢，他属于老派的山西商人，所以应该是会被时代淘汰的那种人，只是个早晚问题。
过去山西有一帮人叫作晋商，你别管他们做的是什么生意，但是这帮人做生意打的口号一定都是仁义礼智信的五讲四美三热爱，其实你分析他的这那一套东西的核心，就是集中在一个问题上——解决信任问题。过去他们建立起来的那一套非常严格的规矩其实都集中在解决这个上面，只要程序合理他们其实是绝对不会出现这边收了你的票据那边取不出来银子的情况的——晋商做的生意主要其实不在票号上面，他们属于走线，走商路，打通关节以后往当时我们的交战国或者不光彩的地方倒腾物资，现在有人侮辱晋商说他们里通外国什么的，我倒觉得你看事情不要那么绝对——他们不干别人也会干的，有生意的地方就会有人，你猜山西人去做和东北人去做哪个害处更小一点？这俩个地方文化气氛不一样，我前面说过，山西人不管你是谁在上面他都要做生意都要赚钱都要找活路，你不给他活路他就要想办法，但是最终山西人百分之一百要回来山西的，不论如何他总是中国这个大盘子里的，他对这个有一个明确的概念。这个东西你觉得东北人有没有？从司马懿征辽东筑京观开始，这个地方的人说白了大中华观念不强，当年的北大荒、建设兵团那都是非常强烈的政治原因，不是你以为的那么简单——不论大中华怎么跌宕，总有一些人一定是为了一个中国奉献一切，有的人就要为了一些蝇头小利出卖名族大义，这东西没法评说，哪里都有忠义，哪里都有奸诈，我的水平只能告诉你山西这个地方从古到今就是中国，他没有乱七八糟的想法——所以晋商做那些龌龊事，他总还要搂着一点的，因为他知道他走不了迟早得回去，别人可不一定这么想...晋商从明清的时候就做外蒙古、沙俄和欧洲的生意，他们要做这么大的生意就必须得有一套规矩解决信任问题，所以嘴上的仁义礼智信就是他们的招牌...
问题就是，仁义礼智信这类东西是需要大家都信才算规矩，出现了几个不信的一群人就拿石头打死他，后面就没人敢犯贱了，但是依我看当时市场上大部分人只顾搞钱，没什么规矩了——比如老金老侯甚至叶总，他都差点掉进去，我说了，规矩只有大部分人认可才是规矩，只要有百分之十的人突然耍小聪明不认这些东西这个系统就崩溃了，我不知道这个事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但是我自己肯定不焦虑——跟我没关系，我是个干活的，我只是靠自己的体力和脑力赚一点辛苦费和利差，我还管得了这么多吗？但是那时候老金把我派到襄垣做老余的业务，我不为自己焦虑，不为市场焦虑，我也得为老余焦虑——为什么？他太傻了，经常性地被别人坑，我实在有点看不下去...
老余的矿和厂子那都是上一辈传下来的，他爸就是国营单位的一把手，他很年轻的时候就进了厂里做厂长，经过俩代人的努力总算打下了这一片江山，但是我估摸他是守不住了——他自己老被人坑，没跌倒完全是因为身体棒资金足掉几块肉问题不大，这个也就算了，毕竟钱嘛，只要在流通就总有办法——关键在于他有一个二十一二岁的儿子，我的天，飞扬跋扈目中无人，开着一辆本田思域改装过的车进洗煤厂快到飞起——洗煤厂你懂的，地上都是煤灰，他开那么快屁股后面跟着一泡黑烟，熏得整个厂子的人都睁不开眼，等他上了他爹的办公室要到钱，众人刚喘口气这家伙又一泡黑烟地走了，那时候有人问我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