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谁要是说，宁卫民不想主动打电话约会松本庆子，还想故作沉稳，那真是瞎掰。
可问题是，重要的事儿都在十二月份接踵而至，他的时间安排其实比松本庆子还要紧凑。
首先就是为推广拉杆旅行箱参加展览会的筹备工作。
别看十二月中旬展览会就要召开了，可在东京能办这事儿的就宁卫民一个人。
展品得由他亲自去海关办手续取。
分发的资料、平面广告，全得他自己去跑，去弄。
另外，展览会召开场地，东京流通中心第一展示场的参展手续也得他亲自办理。
什么电费、入场费、保险费、抵押金、参展证、安全、消防责任书，全得他一个人来。
想想看，正常情况下，这是参展公司和搭建公司两个公司三四个人的工作职责。
如今他一个人全都包揽了，能不忙乎得四脚朝天吗？
要说多亏这次宁卫民只是想趟趟路的小打小闹，没把声势往大了整。
如果他不是租一个三乘四的现成铝料摊位，而是自己找展览搭建公司出特殊设计图纸，然后干木、美、电的活儿。
那非得把他累趴窝不可，是绝对忙乎不过来的。
其次，宁卫民还得抽空兼顾惠文堂书店和坛宫饭庄的装修监督工作呢。
虽然说日本工人干活有老板带着，进度和工作量都是按照计划一板一眼的进行。
绝没有偷奸耍滑的毛病。
可时不时他也得去看看。
毕竟餐厅的装修太重要了，真要万一出现什么影响实际使用的问题，开业又得延迟。
而且只有他经常出现在施工现场，才证明对施工质量的重视。
否则的话，就会给制作公司造成其实无所谓的误解。
可想而知，就是再认真的人，也会降低责任心的。
另外，哪怕就是这么忙，还有额外的干扰出现了呢。
这主要是来自于前一段时间，宁卫民好心帮香川美代子的忙的后遗症。
或许是他这样既有气质，又有颜值，更具学识的小鲜肉实在太出众了吧。
哪怕他是外国人，但他在销售二手房方面居然颇具潜力。
说来，他总共抽空帮香川美代子接待过六个客户，除了松坂庆子和一个糟老头子的生意没做成之外。
其他的四个客户居然都走到了最终交易的地步。
那些富太太或者某些大人物的情妇，好像对宁卫民没有什么抵抗力，不论想买还是想卖，被他忽悠的满心欢喜。
以至于香川美代子和左海佑二郎主动给宁卫民送来了总数一百万円的酬谢，而且正式提出希望大家保持合作，就这么干下去。
对此，宁卫民也只好敬谢不敏了。
不但最后钱没收，还请两个人吃了顿饭。
可正因为坚定不移的说明，自己实在没时间搞副业。
反而弄得这对极力劝他改变主意的未婚夫妇还挺失望的。
最后，更重要的是，12月8日，邹国栋也从京城飞过来了。
宁卫民作为这件事的始作俑者，而且在东京的唯一联络人，那是必须要去接机的。
并且还要为邹国栋做出其在日工作生活的一系列安排，以促成最终的合作。
那可想而知，他也就到了分身乏术的地步了。
又哪里有时间去跟松本庆子联络见面呢？
说句不好听的，邹国栋在日期间，他不但白天的时候他有事忙和了，就连夜里也没工夫琢磨大美人了。
可话说回来，这又能怪谁呢？
还不是他自己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连搂带扒拉的，自己给自己找了这么多事儿吗？
所以他也没的抱怨，自己拉的屎自己吃吧，全是活该啊。
何况要说句实在话，人家邹国栋才不乐意跑这一趟呢。
出国虽然是好事，能见见外面的花花世界。
可这趟外差邹国栋也清楚，自己不过是个摆设，操纵木偶的线头都捏在宁卫民手里呢。
对他这样心高气傲的人来说，还不如留在京城专心当实权副总，把自己该干的事儿打理好呢。
更何况宁卫民使人狠啊，脸皮也厚。
这小子专门给邹国栋打了电话，让他别带行李。
说一切都在东京给他采购，只把他需要的东西弄过来就行。
结果光这小子派人给送过来的，需要邹国栋帮忙带出去的东西，就满满三大箱子。
看样子，光托运费预计就得多花一千多块。
纯粹把他当“力本儿”，一个国际搬用工用了。
要不是运送这些东西的箱子，是华夏这边试制出来的拉杆旅行箱样品。
而且还惦记着亲眼见见这宁卫民，从他嘴里掏出几句有关日元前景的实话来。
邹国栋才懒得帮这小子这个忙。
总而言之吧，正因为以上这些客观情况。
当邹国栋和宁卫民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再度重逢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多少胜利会师的感受。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倒是有点，但那是因为俩人见面含冤带气，比较狼狈导致的。
别忘了，受宁卫民的嘱托，邹国栋可是带来三个大箱子，东西太多。
出了海关，不会日语的他就没法动弹了，只能原地不动守着行李死等宁卫民。
甚至因为习惯性的掏了根烟抽，还被罚了一万日円。
可宁卫民这家伙呢，偏偏因为太忙忘了时间，把邹国栋今天来的事儿给忘了。
迟到了得有四十多分钟。
再加上他是从施工现场赶来的，沾了一身的灰土都没注意到。
而因为着急，怕邹国栋生气，跑得四脖子汗流，外加气喘如牛。
于是，在东京成田国际机场，在许多日本人和欧美人的共同注视下。
这两个皮尔卡顿公司的华夏高管，就像国际民工一样的见面了。
没有握手，没有拥抱，见面礼节非常简洁。
因为除了宁卫民点头哈腰，满脸尴尬的讪笑之外。
也只有满面寒霜邹国栋，从嘴里蹦出了一个韵律简单的字眼儿。
“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