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自嘉靖三十四年倭寇大举入侵以来，朝廷的军费开支暴增，各处募兵都需要银子，朝廷为了增加盐税收入，同意商人纳银购买余盐，变相的增加了私盐的数量，商人往往借官盐之名暗行私盐，夹带、影射是最主要的走私方式。商人运盐出场，由批验所称掣，多带盐斤，查出没收，称“割没余盐”。嘉靖三十四年后，允许商人纳价回购割没余盐，遂使 之一过批验所便与合法官盐无异。商人各显神通，多方夹带，甚至贿赂监掣盐官，夹带之盐二三倍于正盐者，比比皆是。甚至有1引行盐2500斤者，即以1引夹带10引之盐。

现在市面上充斥着就是私盐，而朝廷对此是毫无办法。

而官员也很乐意容留走私。商人以私盐为利，遂贿赂盐官。盐官受贿纵私，称掣流于形式，盐引验看为虚，甚至帮助伪造盐引，予走私种种方便。走私不绝，官员亦且以缉私报功请赏。 倚仗特权，他们往往自买私盐，各处贩卖，从中渔利。

朝廷想要制止私盐，往往是有心无力，要增加官盐竞争力，必须减税压价。但盐税是太仓收入之大宗，国家军储实赖于此，降低税率则冒减收之危险，主政者无人敢作尝试。而且当时财政已极为困难，唯恐加税之不及，增引与加价并行。

而朝廷为了增引、加价，进一步推高了官盐的价格，导致官盐的竞争力更加下降，反而影响了朝廷的盐税。按照王国光的估计，扬州盐业资本不下3000万两，每年可得利润900万两，给国家纳税100万两，各项费用共计300万两，可获纯利润500万两。

朱载坖听后，不禁大为关火，都是朕的钱啊！说白了，这些扬州盐商从事合法经营以外的私盐贩卖。私盐的泛滥，缘于官盐定额相对食盐产销量的低下。朝廷扩大官盐销售的种种努力，在现在的情境下收效甚微。因此，盐税总额低于 应税水平，利入私门。

朱载坖的想法就很简单，整顿盐务，不仅仅是恢复开中法这么简单，要全面的狠抓盐政，逼迫两淮的盐商向朝廷缴纳利润，否则的话，朝廷始终是寅吃卯粮，入不敷出。

对于朱载坖的看法，讲官们倒是淡定多了，盐务之难，不亚于治水，治水是和天斗，可盐务，是和人斗，这人心啊，可比天候可怕多了。

张居正说道：“殿下，何不请王国光来一叙，他对于盐法，颇有见地。”

朱载坖说道：“那就烦劳张师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