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列宁格勒事件所造成的风波中，类似库普里亚诺夫这样的人并不少见，毕竟在绝望的环境中，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保持住底线的，尤其是面临残酷的刑罚，以及审讯人员有目的性的诱供，能够不胡乱攀咬，将无辜的人也拖下水的人就更是少见了。
就像在大清洗时期那样，天知道有多少无辜的人就是被别人攀咬出来，蒙冤受屈的，而在这个过程中，主要的责任其实应该归属于那些诱供的审讯人员，至于那些刑罚下不得不攀咬别人的人，其实本身也是很无辜的，就像库普里亚诺夫这样的。
库普里亚诺夫虽然早就已经官复原职了，但在过去几个月里，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养病，当然，养病其实主要还是一种借口，他之所以迟迟不肯恢复工作，主要目的还是为了避风头，毕竟周围攻讦他、指责他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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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格勒事件中，库普里亚诺夫所在的诺夫哥罗德州属于重灾区，他这个隶属于列宁格勒派，但却又不在列宁格勒任职的核心干部，从一开始就被当成了打击列宁格勒派的突破口，有很多对列宁格勒派不利的“证据”，就是从库普里亚诺夫那些人的嘴里撬出来的。
就维克托所知，当时，阿巴库莫夫那些人甚至罗列出了一系列针对安德罗波夫的口供，而那些口供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由库普里亚诺夫提供的，毕竟有一段时间库普里亚诺夫与安德罗波夫是有合作关系的同事。
维克托当初在莫斯科的时候，之所以拒绝了库普里亚诺夫所提出的会面请求，就是因为对方的处境过于尴尬，在列宁格勒地方党代会尚未召开的情况下，维克托冒冒失失的与对方见面，很可能会让列宁格勒的地方干部们有所误解。
如今，列宁格勒地方党代会已经召开，维克托在列宁格勒事件问题上的立场，也已经明确了，在这种情况下，维克托需要避讳的事情自然也就没有那么多了。
现在，列宁格勒事件虽然有了一个最终的定性，所谓的反党集团、间谍集团的罪名，虽然已经不会再扣到列宁格勒干部的头上了，但对于列宁格勒派来说，有一点事实却是改变不了的了，那就是作为联盟内部一个历史悠久、传承明确的政治派别，列宁格勒派已经陷入了群龙无首的尴尬境地。
的确，作为联盟内部的一个政治派别，列宁格勒派一直以来都在联盟的政治版图上，占据着一个极为特殊的位置。在季诺维耶夫担任列宁格勒派领导人期间，整个列宁格勒派就是“新反对派”的大本营，在一九二五年的十四大上，斯大林同志作为列宁同志的接班人，在大会上做了报告，而列宁格勒派便将季诺维耶夫硬生生推上台，举荐他在大会上做了副报告，从而将季诺维耶夫送上了党内第二号人物的宝座。
不过，面对来自列宁格勒派的挑战，斯大林同志很快做出反击，这位刚刚接替了列宁同志的联盟领导人，不仅亲自动笔给列宁格勒基层党组织的负责人写信，宣传他自己的理论观点，还将莫洛托夫、基洛夫以及伏罗希洛夫三个人派到了列宁格勒，让他们去做列宁格勒基层党组织的工作，以争取对方的支持。
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年轻且富有激情的基洛夫同志，便撬翻了季诺维耶夫的墙角，赢得了列宁格勒派绝大部分党员干部的支持，并最终将季诺维耶夫扫地出门，这也是三十出头的基洛夫能够顺利就任列宁格勒州委兼市委第一书记职务的最直接原因。
不过，基洛夫担任第一书记时期的列宁格勒，在局势上其实并不是多么稳固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列宁格勒就是联盟朝向欧洲的一扇窗户，这里也是接受西方思想最多、最前沿的地方，一些在联盟其它地方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列宁格勒却不一定能够赢得大多数人的赞同。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拿农业集体化这一条政策来说，在斯大林同志的推动下，这条政策在全联盟各地都得到了顺利的推行，但是在列宁格勒，反对这项政策的声音却从来都没有消失过，当年的季诺维耶夫之所以立场偏右，反对农业集体化，其根本的出发点可不仅仅是个人的理念那么简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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