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大国下属机构人手严重不足，无法强迫这些商店餐馆为顾客开发票，更无从得知这些商店餐馆的详细经营状况，因此他们只能估计一个严重偏低的数值，并且要求餐馆和商店按照这个值来缴纳营业税或增值税——这种“估算征税”，也是一种“一刀切”做法。
显然，西方大国的税务比美国联邦税务局要粗糙得多，这同样是因为他们缺乏行正资源。
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各级政权一共拥有约两千万名雇员（不包括军人、合同工），即使除开公立学校教师、清洁工、消防员等与行正无关的人员，也还剩800余万名政权雇员。
而在西方大国，财政供养人员总数超过7000万人，但很多属于教师、医生这样的“事业单位”，公务人员仅700万人（也不包括合同工），即使加上工会妇联當群等和行正有关的杂七杂八的部门，一共不会超过1300万人。
可见，西方大国行正人员占总人口的比例远低于美国，更低于一大票欧洲国家。因此，西方大国不得不在很多方面都采取“一刀切”的做法，来节省行正力量。
这些节省下来的行正资源，一般被投入到“打击管制精神药物”、“抗击自然灾害”等政权认为意义十分重大的地方。
那么政权认为意义不重大的地方呢？那就只好一刀切或者看不见了。
正因如此，该国存在运动式xx的情况，如运动式打击黑帮、运动式打击府败、运动式维护交规、运动式打击教培、运动式消除贫困、运动式扫除皇涩，等等，风头一过就会再次兴起。因为该国的行正力量不足，除了禁止精神麻醉药品这种基本国策以外，其他很多活动都难以常态化开展。
在展开某项运动的时候，不得不
从其他地方抽调人手，会让民警来辅助交警，甚至会出现公立小学教师、公立医院医生被要求参加“脱平工肩”的情况。
所以，西方大国实际上拥有一个地地道道的“小政腐”，是真正意义上“兹油的国度，勇敢的家园”。
因此，“执罚必俨”不是说说就能变成现实的。每一位总经理在制定策略的时候，都不得不考虑自己拥有行正资源的情况。如果贸然制定了一项需要耗费大量行正资源的策略，那么往往会事与愿违。
制定策略的时候，就应该提前想到它不是一经推出就能迅速落实的。总经理必须要慎重考虑自己的策略有可能会被执行成什么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