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检询问大同和小康的解释，本以为很多人都能说出来。没想到这个问题提出后，群臣却陷入沉默。
显然他不知道，大同、小康的说法之所以在后世广为流传，是经过康有为极力鼓吹、对其重新定义的。
放到现在，大同这个说法，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
因为“天下为公”这四个字，被郑玄、孔颖达等人解释为禅让制。大明的科举教材、陈澔《礼记集说》，同样如此解释。
这么要命的说法，怎么有臣子敢在皇帝面前提起？
所以朱由检提出这个问题后，群臣一阵沉默。
过了好一会儿，才由刘宗周道：
“宋儒李清臣言：大道与三代之治，其语尤杂而不伦。似有老庄之说。”
“而且大同之说，无君臣父子之伦，和小康之说相矛盾。或有伪作之嫌。”
这个说法，是想略掉大同、只讲小康，避免禅让制这个要命的问题。
事实上，礼运这篇文章，大部分内容讲的也是小康之礼。对大同的解释，只有开篇那段话。
然而正是那段话，让礼运篇陷入尴尬境地，不但前后有矛盾，而且犯了皇帝的忌讳。
所以宋朝之后，儒家基本是无视礼运篇，而是把《礼记》的大学和中庸二篇单独拿出来，和《论语》《孟子》组成四书。
就连刘宗周，向皇帝讲解礼运篇时，讲的也是礼的运转，而非大同小康。
朱由检根本不知道这些，听到刘宗周的解释，才明白所谓的大同，没有君臣父子之伦。对于君主来说，这是要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