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督理二军门现有之兵取自各省，若将兵马交还给各地抚臣，自当募兵补齐，如若留兵留饷，则予各抚臣补齐，督理二臣及四巡抚所领之兵，总数便是十二万。”
程国祥又道，“督理乃贼兴之后新设，原无兵马定额，守陵兵马原属凤督，若以十二万之数，窃估应新募六万上下，所需钱粮实非小数，其本名各色、行粮、坐粮、步骑之比，本兵可有预计？”
杨嗣昌转向皇帝道，“臣以为凤泗二陵兵马守陵不动，应多招步兵，其余十一万中步骑仍通以七三为率，督理之外亦可多练步兵，不必拘泥七三，计得骑兵总约三万六千，含草料日给一钱，年该银一百二十九万六千，步兵七万四千，年该银一百三十三万二千，此未分行坐二粮，若有留用边军已领坐粮，照原数只给行粮，南兵未分行坐二粮，名色数亦不必增……”
程国祥突然打断，“本兵稍待，既说到南兵，前闻应天抚臣张国维宿松大捷，却是以江南之兵独破贼众十余营，不下二十万众，向道南兵羸弱，可见正如本兵所言，贼堪战者实不甚多。查得安庆兵马未分行坐二粮，步兵月给五钱，骑马内丁带草料月给九钱，安庆合共不足一万兵马，便按三七计，年费不过七万四千，即便地方自募乡兵所费稍有差池，谅亦不过十万。此一万兵既可破十余营有名悍贼，照此编练十二万兵，亦足可灭贼，年费应只需百万两上下，何需二百六十万之多。”
程国祥说罢看着杨嗣昌，而杨嗣昌一时张口结舌，宿松大捷的申详未到，但应天巡抚衙门和南兵部的塘报都到了，虽然过程很简略，战果却基本都写了。
照杨嗣昌对内地兵马的了解，所谓大败十三营二十万贼，肯定是夸张的，他估计也就是扫地王带了几个小营头，因为大意在江北水乡中了埋伏，张国维侥幸得了个大胜。
安庆守备营能独力剿灭一个巨贼，已经是今年最大胜利，皇帝看到塘报是很开心的，对刚接任的兵部也是好事，大大缓解了今年的压力，但杨嗣昌万没想到程国祥在这里等着他，竟然是拿胜利论证可以减饷。
脑中赶紧组织一下说辞道，“司农有所不知，应天兵马实不止此数，此番战前从江南各地抽调精兵，方有此大捷，且安庆一地向来是守而非剿，不需跋涉远途，是以钱粮所费本少一些。”
程国祥乘胜追击道，“若是只防不剿，那宿松数千贼子是如何死的，数万俘获又从何而来，卢军门滁州大捷，用了两万余精悍之兵斩首数千，这自然是剿，为何应天官兵斩首数千就不算剿了？那扫地王去了无数州县，怎未见守城官把他抓了的。从未闻防贼能斩首数千，总还是要杀将过去才行，可见那应天兵马是着实剿了的，非是只防不剿。”
杨嗣昌略有些难堪，所谓防剿其实是说营伍的定位，而非防就只能防，剿就只能剿，一时跟程国祥说不明白。这奏本是之前就写好的，宿松大捷是刚来的，他因忙于确立剿贼策略，只是让人查了应天兵额，对以前的兵饷确实还没留意到，现在被程国祥这般在御前直接驳斥，脸上顿时有些挂不住。但程国祥逻辑自洽，仓促之间无法反驳，眼下皇帝正为大捷开心，自己总不好说是张国维吹牛的，而且也没证据。
程国祥是为了不加饷，因为一旦加饷，户部要多出许多麻烦来。而崇祯明显是偏向杨嗣昌的意见，此时脸色也不太好，温体仁看了看崇祯，已经知道皇帝的意思。
按说张国维本是他要打击的目标之一，但现在宿松大捷一上，温体仁知道谁也动不了张国维，索性便放过此人，他咳嗽一声对程国祥道，“司农掌户部，钱粮自是精通，应天兵饷亦无错漏，然则六钱九钱已是往年之时，张国维到任应天之后多次上本，皆因前饷过低，每招兵甚至无人应募，是以多方筹集。如今应天兵马已增饷银，此番能大败群贼想来是一因，其二安庆鱼米之乡，米豆每年出江供养江南不知凡几，所费自然少许多，反观四正之中，陕西、河南、湖广、凤阳皆已残破，去岁卢象升有奏湖广河南米豆价已是往年三倍，今年更甚之，追剿之际沿途破败，恐还需车运马托，这耗费便更多了。若仍按旧饷给付，一旦饷尽兵马不行，甚或兵顿变为贼，岂非失了练兵荡寇的本意。”
程国祥见温体仁出头，知道没法对杨嗣昌穷追猛打，他对温体仁客气道，“此前旧饷之外已有新饷，各地考绩以辽饷第一，征收自是先保辽饷，各地旧饷积欠多年，新旧两饷之外若再加征，更是难上加难，地方征收不乏敲骨吸髓，户部亦要顾虑民力不支。下官的意思，官兵剿贼首要还是将士得力，而非凡战不利便称钱粮不足，户部已多方筹措，甚而各省留存都大多提取，非是没有尽力。”
温体仁放下心来，方才他并未说现在应天兵饷是多少，张国维报来的是步兵九钱，内丁一两八钱，边丁二两二钱，仍比杨嗣昌报的少得多，而且只有部分营头能拿到这个数，其他很多还是照旧例。今天要议的必然是增兵增饷，程国祥如果一路穷追猛打，不但兵部的事情办不成，甚至这里所有人都下不来台，包括皇帝在内，因为是他破格提拔的杨嗣昌。
温体仁也并非是回护杨嗣昌，只是因皇帝最近十分看重这个兵部尚书，温体仁作为孤臣，自然必须站在皇帝一边，当下对程国祥道，“司农自然是尽心尽力的。”
程国祥客气一句又转过来，杨嗣昌顿感紧张，只听程国祥说道，“去岁有滁州之捷，今岁又宿松，可见总督关内总理关外之策已有成效，似不必再分十二万兵，且分隶督理抚臣各自为战，虽增兵增饷，却未收协同之效。若按本兵所言专兵专用，尚需将现兵现饷料理一番，其中颇多耽搁，即便增兵增饷，何如直接给各军门加兵额即可。”
现在程国祥已放过应天兵饷的问题，温体仁向杨嗣昌看了一眼，示意他回答。
杨嗣昌见绕过了安庆兵饷问题，也送了一口气，赶紧接话道，“在下以为宿松大捷正可印证专兵专用之利。”
程国祥沉稳的道，“何以见得？”
“方才司农言，向以南兵不如北兵，卢象升总理五省之时，所领剿贼兵马皆取自辽镇、湖广、河南，安庆之兵从无调用，查得此战所用安庆守备营，除救援江浦参与滁州之战外，一向专任安庆防剿，归属应天巡抚调用，可谓权责相一隶属分明。若去岁滁州大捷之后，五省总理调遣随用，安庆一地便无兵可守，今岁宿松不免败绩。此前湖广、河南、陕西无不如此，兵马隶属不清，督理抚臣权责不一，未收协剿协防之效，有事反互为掣肘，因此有此专兵专用之议。”
程国祥听罢一抬头，还要与杨嗣昌争论，崇祯今日本是让他来领取任务，不是来论证可行性的，当下不给程国祥继续理论的机会，直接向温体仁道，“温先生一向票拟督理抚臣奏本，本兵所言可是实情？”
“回皇上话，督理皆为贼起之后新设，总督所用精兵抽调自陕西三边，理臣所用除辽镇边军，其余多取自河南、湖广，因督理皆要大剿，非精兵不可，大抵各省可用之兵皆抽调随用，贼百数十营分窜各地，抚臣无兵可用，一遇败绩不免推诿塞责。各领兵将官，一面受命于督理军门，一面受命于地方抚臣，或一命剿一命守，或一命河南一命凤阳，不免前后为难，更有桀骜者两不奉命，纵贼以自高身价，老臣以为本兵之议切中机宜，专兵专用方可除此流弊。”